在距昭化古城西北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千年古墓，传为“秦公子通”墓。清道光《重修昭化县志·陵墓》记载：“秦公子通墓，在治西北五里曲回坝北石马坪。通胙土成都，为其相陈壮所杀。何得葬此？且墓前石人马，秦无其制，亦未有数千年顽石无恙者。殆古仕宦佳城，历年既久，遂附会尔。”大意是说，秦公子通曾作蜀侯，被丞相陈壮所杀。为何葬于昭化曲回坝？而且根据墓前的石人、石马判断，秦代根本没有这种丧葬制度，估计是古代名仕达官的墓葬。由于年代久远，且史无可考，干脆牵强附会说是秦公子通墓了。今石马犹存，石人等不知去向，其传说的墓葬也未能发掘得到科学的考古证实，至今成为今天昭化大地上的一大谜团。

《史记.秦本纪》：“公子通封于蜀。”关于这一点，《华阳国志》《重修昭化县志》均被引用，尤其注意《重修昭化县志》的引用记载。

这一对秦公子通墓的介绍，最早出自康熙癸巳年（1713年）的《昭化县志》，是由昭化县邑贡生吴苞符氏始纂。但是，《重修昭化县志》引乾隆版《昭化县志》李元作序说：“苞符不文，工于附会，窃以所知参考之，殆失实者居其大半。”说明吴苞符所纂《昭化县志》里的许多内容经不起推敲，其内容大半不可信。后在昭化县邑人，岁贡生吴珍奇撰写《昭化县志》的旧本基础上（旧本当时已轶），乾隆五十四年（1785年）知县孙文起，署昭化县知县李元修订。后由署昭化县知县张绍龄主持重修，张绍龄于道光乙巳年（1845年）任县令后，又说李元书舛错颇多，文过浮夸；且乾隆年后又经数年，其间制度屡更，贤哲辈出，亟宜广为搜罗，补所未补，张绍龄与众多有识之士又纂成兹编。又到同治二年（1863年），再由署昭化县知县张峻、昭化知县曾寅光等进行了再次完善和修订，形成今天的终本，前后共经历150年整。故而，《重修昭化县志》的科学性、权威性、参考性应是最高的。例如，在写到《舆地志·陵墓》，引用旧志原文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质疑，这是对包括吴苞符在内的所有前人劳动的尊重。自吴苞符成县志初型，经由李元修订，吴珍奇又一次修订，张绍龄更修，再到张峻、曾寅光的再修，一本地方志《昭化县志》凝聚了一百五十年时间的磨砺，几代人的心血，这是对地方志书修纂的严谨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回到话题，蜀国亡于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秦惠王采用司马错“伐蜀”的主张，派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经蜀道金牛道抵达葭萌（今昭化），发动“葭萌之战”史称“秦灭巴蜀之战”，蜀王在葭萌与秦军决战，最后以失败告终，逃奔武阳（今彭山），为秦军所杀。《史记·秦本纪》：“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华阳国志·巴志》：“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关于这一点，当然《重修昭化县志》也引用记载，不赘述。经营延续了十二世的开明王朝集团宣告破产。秦国一举灭掉蜀国之后，又先后继续灭了巴国和苴国。蜀国国破君亡，从此，巴蜀大地归为大秦版图。

为了继续治理好巴蜀大地，一开始，秦国并没有立即在蜀地推行郡县制，也就是说此时蜀郡还没有形成，而是继续采用分封制。《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壮相蜀。”到这里，蜀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侯相称的侯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战国策·秦策》也说：“蜀王更号为侯。”首任的蜀侯，就是“秦公子通”。《史记》和《战国策》异口同声地用了“更号为侯”，说明此时的秦王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依然启用蜀王的后代做蜀侯，这时的公子通应该是蜀公子而非秦公子。《华阳国志.蜀志》说在当时，“戎伯尚强”，只是“贬蜀王更号为侯”，并派陈壮到蜀地做了丞相来监督、协助、管理蜀中事务，蜀地的实际控制者是秦派出的丞相陈壮。尽管蜀地已经归属了秦，但蜀中的大股地方势力依然存在，而且很强大，“更号”一词的使用，表明秦国意识到“戎伯尚强”，征战六国的进程还在进行中，但治理蜀地也极其重要，所以怀柔安抚蜀地是头等大事。试想，如果直接立秦公子治蜀，不一定有胜算治理好的把握，还不如暂时“以蜀治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也认为：“秦仍将原蜀王之子封为蜀侯，维持了原蜀国的行政系统，仅派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而并没有立即置蜀郡。”（童恩正《古代的巴蜀》）中国近代史学家蒙文通：“所说秦封其子，想来都是前蜀王之子，而不是秦王之子。”（蒙文通著《巴蜀古史论述》）

说公子通非秦公子，原因还有三：其一，秦惠文王十一年，武王才十五岁，作为武王的弟弟，只能十三岁或者更小，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封侯。其二，《史记·李斯列传》：“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秦律的规定，没有建立功业，就不可能被封侯。其三，《史记·秦本纪》：“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武王没有子嗣，那么这个公子通又是谁呢？于是，《重修昭化县志》也提出了疑惑：1、如果是秦公子通墓，“何得葬此？”2、“墓前石人马，秦无其制。”3、历经了数千年，“顽石无恙者”保存得这么好，怀疑“殆古仕宦佳城，历年既久，遂附会尔。”

秦国在继续委任蜀公子以蜀人治理蜀地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操作就是移民。《史记·货殖列传》：“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于吏，求近处，处葭萌（今昭化）。”《华阳国志·蜀志》：“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蜀地，在移民的浪潮中加速变革，说秦语、写秦字、用秦币、尊秦律……蜀地不断吸取着中原文化和关中文化，慢慢地褪去蜀国本来的个性，逐步瓦解尚强的戎伯势力。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赵化成教授介绍说，从土坑墓（昭化古城大坪子墓葬群）中出土的器物来看，都是一些包括釜、壶、罐等在内的日用生活陶器，十分简陋。“这正好印证了史书上所说的秦灭巴蜀以后，采取怀柔政策，对当地蜀人仍然封王，但是又另外派秦人的官僚来统治这个地方，然后大量移民。”赵化成由此断定，这批早期的墓葬是最早移民秦人的墓葬，完全保留延续了中原血脉。蜀王之后的公子通国开始有意无意地接收着秦国派来的丞相陈壮的挑唆。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即秦惠文王27年），蜀侯通国与丞相陈壮合谋，勾结“丹”“犁”二部族发动武装叛乱，陈壮因与蜀侯通不合，杀了蜀侯通。消息传到秦国，秦王朝派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史记·秦本纪》：“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随后，秦惠文王去世，子武王立。“武王元年（前310年），诛蜀相壮。”1979年1月至1980年7月，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郝家坪出土了战国时期墓葬群，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其中出土的编号为16号木牍进行了解读：“（武王）二年十一月乙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氏臂更脩（修）为《田律》。”说明平息叛乱以后，秦政府马上展开对蜀地农业、经济的改革。

如果说昭化曲回坝所葬的真的就是公子通，那么，我们推测公子通极有可能是被陈壮“追杀”而死的。也许，公子通起初并没有立“反秦复蜀”的愿望，公子通与陈壮合谋造反，并联合了丹、犁部落发动叛乱，完全是陈壮对权力的膨胀。因为《华阳国志·蜀志》明确地说：“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汉书·货值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作为蜀侯，怎么也是个千户之君吧？公子通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又何必造反呢？再则，“贬蜀王更号为侯”已经是灭蜀后的最高待遇了，我们推测，面对陈壮的追杀，公子通一路沿金牛道向北方的秦地奔逃，因为经验告诉他，只有秦人能帮助他，而且要等逃脱之后，将秦派来的丞相陈壮的罪状当面向秦王面呈。但很遗憾，连夜北逃，经过昭化，被陈壮所部杀死。

至于石人、石马这些石翁仲或石像生的墓葬规制，始于秦汉时期，二品及以上的级别才能拥有，这种制度被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秦“诛陈壮”，通国既死，干脆就近掩埋，为了在蜀地延续安抚政策，秦政府为公子通寻风水墓地，并置石人、石马这种高规格的墓葬以示皇权仪卫，为秦国树立了威严，也给公子通找回最后的一丝尊严，这也许是公子通墓在昭化的合理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能见石人石马，还能找到石狮、石羊等石像生，也许，它们还掩埋在曲回坝的黄土里，也许早就被盗卖到异地他乡。

石翁仲在昭化的出现，应该有它出现的原因。遍查史料，没有二品以上的官员记载，更有人怀疑是否是苴国国君葭萌的墓？不得而知。

公子通死后，继任的蜀侯恽（又作煇）上任于秦昭襄王六年（前301年），又是由于造反，被司马错平定。《史记·秦本纪》：“六年，蜀侯恽反，司马错定蜀。”《史记·六国年表》：“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恽。”《华阳国志·蜀志》说：“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死，使使迎丧入葬之郭内。”到这里，秦国已经是第三次伐蜀的历史记录，这一次，又是司马错。再到秦昭襄王七年（前300年），又一蜀侯，恽的儿子绾被封。但有杀父之仇的公子绾怎么也不会忠于秦，频繁地做一些小动作引起秦政府的猜疑。十五年以后，公元前285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关于这一点，《史记》没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有记：“十五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也许，蜀侯绾等来蜀守张若率兵伐楚的机会，蜀军空虚，进而叛乱。《史记·秦本纪》：“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从公子通国，到蜀侯恽，再到蜀侯绾，几次大规模的造反运动都没能成功，更能说明这几位公子并非秦国公子，而是专家推论的那样，是蜀王公子。从此，秦王朝干脆不再推行蜀人治蜀的方略，彻底在蜀地废除了分封制，正式推行郡县制，于是，蜀郡由此诞生，首任郡守为李冰。《重修昭化县志》：“秦置蜀郡葭萌县。”临近的巴也一样，在被板楯蛮的几次“白虎”冲击后，产生巴郡，本文不赘述。因此，昭化成县的起点应从平公子绾之后，即公元前285年。无论公子通是秦是蜀，还是昭化石马坪是否是公子通墓，牵扯出计算昭化成县的起始点。《华阳国志·巴志》：“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重修昭化县志》：“秦置蜀郡葭萌县。”昭化建县历史从公元前285年始算。《昭化区志》记载：“1959年3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昭化县，将昭化县并入广元县。”由此可见，“县”一名在历史上消失的确切时间为1959年3月，据此计算：1959+285=2244（不包含公元0年）。

关于末代蜀王的记载，史书难觅踪迹，《华阳国志·蜀志》：“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今四川彭州西北六十里）。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这里说到蜀王的丞相、太傅、太子还是爱国的，宁死也要与秦拼命，撤退至白鹿山，被秦军杀死，但并不是说蜀王的所有根脉都被斩断。蜀王的贪财好色，骄奢淫逸是非常出名的，那些“石牛粪金”“五妇冢山”的典故，本文不赘述，还有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引李膺《益州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虽然史料缺乏对后宫的记载，但可以推断蜀王的后代应该不少，其中也包括本文提及的“通国”“恽”“绾”。

14世纪30年代，越南陈朝人黎崱所作的史书《安南志略》记载，古蜀王曾经派遣王子率兵三万，将雒王雒侯雒将降服，据有了这片土地，自称安阳王。这里所说的蜀王，是末代蜀王的另一位公子“泮”。当年司马错伐蜀，死战于秦的丞相、傅、太子不愿屈服均战死于白鹿山，而这位公子泮却带领三万蜀军余部开辟了越南。他们一路南逃至獠、僰、云南、交趾，最后抵达越南螺城（今越南国东英县），建立起瓯雒国，蜀泮（杜泮）自称“安阳王”。

由此，我们根据史料大胆推测，所谓“秦公子通”墓，应是蜀公子通国，他被丞相陈壮追杀逃亡并死于昭化曲回坝，后秦国出兵平叛为体现对蜀地的安抚怀柔，高规格礼葬，由此形成了不符合当时秦朝规制的墓葬。往事如云，逝者久矣。我们只能从史料记载来推演推测，真实与否，还需更多求证。